还完账后我和媳妇紧巴过年，那天从岳母家回来后，媳妇在路上哭了

＂我不要，这是我的钱，凭什么给你！＂媳妇站在寒风中，手紧握着那一叠皱巴巴的票子，声音里带着我从未听过的颤抖。

那是1997年冬天，我和王丽刚还完最后一笔债，口袋里只剩下两百四十块钱过年。

那个年代的两百块，买不了几样年货，更别提走亲访友、孝敬老人了。

那天从岳母家回来的路上发生的事，成了我们婚姻中最深的伤痕，也是最亮的光。

我叫张军，是个地道的东北人，在沈阳一家机械厂当钳工。

九十年代中期，国企改革大潮汹涌而来，像一把无情的大剪刀，哗啦啦剪断了多少人的饭碗。

我们厂虽然没倒闭，却也摇摇欲坠，连着好几个月发不出工资，只在食堂挂账，每人每月发二三十斤大米和几斤油来＂充饥＂。

厂里食堂的墙上贴满了各种欠条，就像一张张饥饿的脸，面对面相互叹息。

那时候我和王丽结婚刚两年，租住在厂区附近的筒子楼里，一间不到二十平的房子，进门就是床，转身就是灶。

房间里最值钱的是王丽陪嫁的那台＂飞跃＂牌缝纫机，黑色的机身上有些掉漆，我们盖着块蓝格子桌布，当作茶几使。

每到冬天，屋里像冰窖一样，晚上睡觉得盖两床被子，还得穿着秋裤和毛衣，两个人紧挨着取暖，就跟北极熊冬眠似的。

记得有天早上醒来，我看见窗户纸上结了一层薄霜，王丽的鼻尖冻得通红，像只小兔子。

我和王丽是老同学，初中毕业后各奔东西，她去了服装厂，我进了机械厂。

东北的工厂就是咱们的根，祖祖辈辈都扎在这片黑土地上，靠着一门手艺养活一家老小。

六年后在同学聚会上重逢，没想到当年那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姑娘已经出落成了大姑娘，圆圆的脸蛋，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一笑起来两个酒窝甜得能掐出水来。

＂哎呀，老张，你现在可精神了！＂她这么喊我，声音还是那么脆。

半年后我们结了婚，没有婚房，没有车子，只有两个铺盖卷和满腔热情。

结婚那天，厂区大喇叭放着《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穿着借来的西装，骑着自行车带着王丽在街上转了一圈，周围的人都投来羡慕的目光。

听着路边小贩喊着＂冰糖葫芦，又酸又甜＂，看着街边霓虹灯闪烁的＂友谊商店＂，我心里美滋滋的，觉得未来的日子一定像冰糖葫芦一样甜。

婚后第一年，我被厂里派去学电焊技术，心想着多一门手艺总没错。

可半年后回来，厂里已经开始大规模＂减员增效＂，我的老岗位没了，只能被安排去仓库当管理员，工资比以前还少了三分之一。

＂老张，别灰心，能有活干就不错了，你看李铁家，都揭不开锅了。＂同事老刘拍拍我的肩膀，递过来一根＂红双喜＂。

那时厂区里＂两把刷子一把抹布，三斤黄豆俩鸡腿＂的顺口溜传得到处都是，讽刺的是下岗工人就像破抹布一样被扔在一边。

更糟的是，去年我爸查出肺部感染，医药费像无底洞一样，我们东拼西凑借了五千多块钱。

对九十年代的普通工人家庭来说，这可是一笔巨款，相当于我一年多的工资。

王丽很懂事，把自己积攒的两千多块钱全都贴了进去，还每天加班到深夜做手工活补贴家用。

她经常坐在缝纫机前，踩着踏板，缝纫机＂哒哒哒＂响到深夜，声音穿过薄薄的墙壁，传到邻居耳朵里。

＂小王媳妇儿真能干，老张你有福了！＂邻居刘大妈每次见到我都这么说。

好不容易到了年底，我爸的病情稳定了，我们也终于还清了最后一笔债，靠的是我做了两个月＂黑活＂——晚上去建筑工地帮着干点力气活，一天能挣三四十块。

工友们都叫我＂拼命三郎＂，我只能苦笑，没办法，日子得过啊。

可手里只剩下两百四十块钱过年。

在东北，过年可是头等大事，年货、走亲访友、给父母压岁钱，样样都要钱。

记得小时候，每到腊月，家家户户都忙活着贴春联、蒸馒头、炸丸子，院子里飘着肉香，孩子们穿着新衣服，踩着咯吱作响的积雪，满院子疯跑。

＂今年咱们就过个简单年吧，＂我对王丽说，＂咱不去外面吃饭，在家包饺子，能省则省。＂

王丽点点头，笑着说：＂没事，能吃上饺子就是好年。去年不还吃方便面过的嘛。＂

这话说得我心里酸溜溜的。

去年除夕夜，因为给我爸治病，家里揭不开锅，两人饿得前胸贴后背，最后煮了两包＂康师傅＂红烧牛肉面，就着腌黄瓜吃了顿年夜饭。

电视里春晚欢声笑语，小品演员句句逗乐，可我们笑不出来。

王丽还安慰我说：＂老张，咱们年轻，日子总会好起来的。＂

她这么一说，我反倒愧疚起来，暗自发誓要好好赚钱，不能让媳妇跟着我受苦。

年三十那天，按照老传统，我们去看望岳父岳母。

岳父是市立中学的语文老师，岳母在百货商店工作，家境比我们好很多，住在单位分的砖楼里，有五十多平米，还有独立厨房和卫生间。

一进门，就闻到饭菜的香味，看到满桌子的菜——红烧肉、酱大骨、拌三丝、锅包肉，还有两瓶＂二锅头＂酒。

这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已经算是很丰盛的年夜饭了。

＂来来来，女婿，喝一个！＂岳父举杯相邀，脸上带着慈祥的笑容。

饭桌上，岳母拉着王丽的手，唠家常：＂厂里情况怎么样？发工资了没？你们那房子冬天暖和不？＂

王丽只说挺好的，没提工资拖欠的事，也没说咱们屋里冷得水瓶会结冰。

我知道她是怕父母担心，便也跟着打哈哈：＂挺好的，挺好的，厂里有食堂，还有浴室，挺方便的。＂

岳母看看我，又看看王丽，欲言又止。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岳母借故叫王丽去厨房帮忙。

趁她们不在，岳父拉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军啊，现在国企不景气，你有没有想过转行或者下海做生意？＂

我脸一红，有些窘迫：＂爸，我就这点本事，离开工厂还能干啥？再说，国企虽然不景气，但总会好起来的，国家不会不管我们的。＂

岳父叹了口气：＂你这孩子，死心眼儿。现在是改革开放，沿海那边早就富起来了，有胆量的都出去闯了。你看看，我们学校那个教俄语的，辞职下海做贸易，现在都买小轿车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应，只能闷头喝酒。

东北男人的固执和自尊，就像冬天的积雪，厚厚地堆在心上，一时半会儿化不开。

等吃完饭，岳母拿出一个红包塞给王丽：＂过年了，妈给你们的压岁钱，买点喜欢吃的。＂

王丽推辞着不肯要，岳母硬是塞进了她的口袋：＂拿着，妈知道你们日子不容易。现在什么都涨价，光棉花就涨了三倍，棉袄都贵得很。＂

这话里有话，我猜是王丽私下跟她妈抱怨过我那件破棉袄的事。

想想也是，这大冷的天，我穿着那件已经洗得发白的棉袄，袖口都磨破了，用针线缝了又缝，像个叫花子似的。

等离开岳父母家，天已经擦黑了。

东北的冬天，四点多天就黑了，黑得像锅底一样。

路灯昏黄，倒映在雪地上，拖出长长的影子。

寒风呼啸，像刀子一样割在脸上，钻进脖子里。

我和王丽并肩走在回家的路上，呼出的气在空气中凝结成白雾，像两条龙一样。

我心里盘算着这个年怎么过，家里的白面还够不够包饺子，冰箱里那点猪肉够不够做馅。

突然，王丽停下脚步，从口袋里掏出岳母给的红包，颤抖着打开。

里面是五张红艳艳的百元大钞，在路灯下显得格外夺目。

＂五百块！＂王丽惊呼一声，眼睛亮了起来，＂老公，咱们可以好好过年了！＂

我看着那红彤彤的钞票，心里却五味杂陈。

一方面，这钱确实解了燃眉之急；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男人，连老婆过年的钱都要靠岳父母接济，我感到深深的无力和羞耻。

＂把钱给我吧，＂我伸出手，努力掩饰内心的不安，＂回去我算算怎么花。＂

王丽却没有马上把钱递过来，而是迟疑地问：＂这是我妈给我的，为什么要给你？＂

这话刺痛了我的自尊心。

在那个年代，在我们这样的家庭里，钱都是由男人管的，这是几千年来的传统。

再说，我辛辛苦苦工作，上班下班还要去工地打零工，难道还不如她父母给的钱重要？

＂我是这个家的顶梁柱，钱自然应该我来管，＂我语气生硬地说，声音里带着莫名的怒气，＂难道你不信任我？＂

＂不是信不信任的问题，＂王丽的声音变得有些激动，＂这是我妈给我的钱，我想自己留着。＂

＂那我呢？我不是你的家人吗？＂我的火气也上来了，＂我们结婚这么久，什么时候分过你的我的？＂

＂可我......＂王丽欲言又止，眼睛里闪烁着泪光。

＂可你什么？难道你想藏私房钱？＂我越说越激动，＂我每天起早贪黑上班，工资上交还不够吗？这点钱你都不肯给我，还把我当你丈夫吗？＂

邻居家小孩子从我们身边跑过，手里拿着刚买的鞭炮，稚嫩的脸上洋溢着过年的喜悦。

一阵风刮过，吹起路边垃圾桶里的废报纸，上面依稀可见＂下岗潮＂的大字标题。

王丽的眼圈红了，声音哽咽：＂我不要，这是我的钱，凭什么给你！＂

寒风中，我们僵持着。

路过的行人好奇地瞥了几眼又匆匆走过，有人背着大包小包的年货，有人拿着春联和窗花，脸上都带着过年的喜气。

只有我们，像两尊冰雕，凝固在冬夜里。

我从来没见过王丽这样固执，平时她总是温顺体贴，处处以我为先，今天这是怎么了？

＂你到底想干什么？＂我的声音不自觉地提高了，像只被惹怒的公鸡。

＂我想自己保管这笔钱，不行吗？＂王丽倔强地看着我，眼里闪着泪光，＂这是我妈给我的！＂

＂你妈给你的怎么了？你嫁给我了，你就姓张了！＂我脱口而出，立刻后悔了。

这话太伤人了，像刀子一样，戳在她心窝上。

我一把抓住她的手腕：＂把钱给我！＂

可能是我的动作太粗暴，王丽一下子挣脱开来，红包掉在了雪地上。

我们同时弯腰去捡，额头撞在了一起，发出＂咚＂的一声。

她捂着脑袋蹲下身，突然嚎啕大哭起来，声音在寂静的雪夜里显得格外凄凉。

那一刻，路灯下的她显得那么小、那么脆弱，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

我愣在那里，不知所措。

从结婚那天起，我就暗自发誓要保护她，让她幸福，可现在，我却成了她眼泪的源头。

路边的老槐树上，几只乌鸦＂哇哇＂叫着，像在嘲笑我的无能。

＂丽子，你别哭啊，＂我手足无措地蹲下身，轻轻拍着她的背，像哄小孩子一样，＂有话好好说，别哭，这大冷天的，回家说好不好？＂

＂老张，我不是不信任你，＂王丽抽泣着说，眼泪鼻涕一起流，＂我是......＂

＂是什么？＂我紧张地看着她，心跳加速。

＂是想给你买件羽绒服，＂她抬起泪眼，声音颤抖，＂你那件棉袄都穿了五年了，袖口都磨破了，我看你每天早上上班冻得直哆嗦，可咱们钱紧，你又老说没事......昨天我偷偷去商店看了，那件黑色羽绒服四百多，我想趁过年给你个惊喜，所以才......才不肯给你。＂

我呆住了，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说不出话来。

＂我知道你爱面子，怕别人说你媳妇给你买衣服，＂王丽继续说，声音里带着浓浓的委屈，＂所以想悄悄去买，然后说是我妈送的......＂

＂傻丫头......＂我颤抖着伸出手，轻轻抹去她脸上的泪水。

她的眼睫毛上挂着泪珠，在路灯下闪闪发光，像冬夜里的星星。

雪花悄然落下，落在王丽的发梢上，落在她的肩头，落在那个红色的信封上。

我突然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混账的人。

这么多年，她跟着我吃苦，从不抱怨，反而处处为我着想，而我却因为可笑的自尊心，伤了她的心。

＂对不起，＂我颤抖着把她抱在怀里，声音哽咽，＂对不起，是我不好，是我小气，是我猜疑你......＂

她在我怀里哭得更厉害了，我的眼眶也湿润了。

就那么抱着，也不知过了多久，直到她的哭声渐渐平息，直到路灯下的积雪被我们的体温融化出一个小坑。

＂媳妇，＂我松开她，拾起地上的红包，郑重地塞回她手里，＂这是你的钱，你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不用告诉我。＂

王丽擦干眼泪，摇摇头：＂不，这是我们的钱。咱们商量着花，给爸妈买点年货，剩下的......给你买件羽绒服吧。＂

＂不用，我不冷，＂我笑着说，＂我是东北爷们，体格壮，不怕冷！再说，咱们刚还完债，日子还没缓过来呢，钱得省着花。＂

＂你骗谁呢？＂王丽破涕为笑，一巴掌轻轻拍在我胸口，＂昨天晚上睡觉我摸你胳膊，跟冰棍似的。别逞能了，你要是病了，谁养家？＂

路灯下，我们相视而笑。

那一刻，我明白了，婚姻不是谁管钱谁做主，而是彼此信任，共同分担。

她不是我的附属品，而是我的伴侣，我的另一半。

回到家，我们坐在煤球炉旁，一起商量着怎么花这五百块钱。

屋外北风呼啸，窗户纸被吹得＂啪啪＂作响，屋内却温暖如春。

最后决定：一百块给我爸妈做压岁钱，一百块买年货，剩下的三百块钱......

＂还是给你买件羽绒服吧，＂王丽坚持道，手指在我那件旧棉袄破洞处轻轻抚摸，＂我看百货大楼里有件黑色的挺好看，四百多，我再添点钱。＂

＂不行，＂我断然拒绝，＂俗话说＇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咱们先把欠的账都还了，等过完年我的工资发了再说。＂

王丽不同意，撅着嘴说：＂过年穿新衣，图个吉利。再说了，你穿得暖和，我心里才踏实。＂

我们争执了好一会儿，她像只小兔子一样瞪着我，可爱极了。

最后我想出个折中的办法：＂这样，咱俩一人买一件，都别太贵的，剩下的钱买点好菜，好好过个年。你说咋样？＂

王丽眼睛一亮，像发现了新大陆似的：＂好主意！＂

第二天，我们去了百货大楼，那可是当时城里最高级的购物场所。

百货大楼的广播里放着《恭喜恭喜》，大厅中央挂着大红灯笼，各个柜台前都挤满了采购年货的人群。

柜台里的售货员穿着蓝色工作服，一副公事公办的面孔，不苟言笑。

说来也巧，正赶上年前大促销，羽绒服打七折。

我们在服装区逛了一圈，选了两件样式简单的羽绒服，我的黑色，她的红色。

质量虽说一般，但足够保暖，面料也结实，最重要的是价格实惠，两件加起来才花了三百五十块钱。

＂来，试试看！＂售货员阿姨不耐烦地说，手里拿着我选的那件黑色羽绒服。

我穿上羽绒服，感觉浑身都轻松了，像是卸下了千斤重担。

那件衣服轻盈又保暖，一点都不像我那件旧棉袄那样沉重。

王丽在我面前转了一圈，像个骄傲的小孔雀：＂老公，你穿这件可真精神，跟换了个人似的！＂

我心里热乎乎的，不是因为新羽绒服，而是因为她的话。

也许在别人眼里，我们的生活窘迫又拮据，但那一刻，我感到无比富足。

媳妇为我精打细算，我为家里拼命工作，我们互相扶持，这不正是幸福的模样吗？

除夕夜，我和王丽一起在家包饺子。

她负责和面擀皮，我负责剁馅。

我们把平时舍不得吃的猪肉、白菜、木耳混在一起，做成馅料，香味弥漫了整个房间。

窗外鞭炮声此起彼伏，屋内温暖如春。

我看着王丽忙碌的身影，穿着那件红色羽绒服，像一朵在冬天盛开的花，心里涌起一股说不出的感动。

＂老婆，你穿红色真好看，＂我由衷地说，＂像个大苹果似的，又香又甜。＂

＂去你的，＂王丽害羞地白了我一眼，脸上泛起红晕，＂都老夫老妻了，还说这肉麻话。＂

我们一边包饺子，一边看着电视里的春晚。

赵本山的小品《卖拐》逗得我们前仰后合，王丽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冯巩说＂给我个面子＂，我们也跟着学，闹得房间里充满欢声笑语。

八点整，楼下的大喇叭准时播放起《恭喜恭喜》，邻居们都打开门，互相串门拜年。

刘大妈和她孙子来敲门，送来自家蒸的花卷，我们回赠了自包的饺子和一包瓜子。

除夕夜的筒子楼里，烟火气和人情味一样浓。

当年假期结束后，厂里通知我可以回老岗位了，工资也涨了一点。

我把第一个月的工资全部上交给王丽：＂以后家里的钱你来管，我每月留点零花钱就行。＂

王丽诧异地看着我，像看外星人一样：＂为什么？你不是一直都......＂

＂因为你比我会过日子，＂我笑着说，把工资袋递到她手中，＂再说了，钱不在谁手里，而在咱俩心里。只要咱俩一条心，日子再难也能熬过去。＂

王丽红了脸，点点头收下了。

从那以后，家里大大小小的事都是我们一起商量着办，再没分过你的我的。

那年冬天虽然寒冷，但那五百块钱和那场争执，却像一把火，燃起了我们婚姻中最温暖的篝火，照亮了我们往后的日子。

那件黑色羽绒服我一直穿到2003年，直到它实在破旧得不能再穿，袖口磨白了，拉链也坏了，我才依依不舍地扔掉。

每次穿它，我都会想起那个雪夜里哭泣的王丽，想起那个让我明白婚姻真谛的时刻。

九十年代末，国家推出的下岗再就业政策让我看到了新的希望。

我参加了电脑培训班，学会了简单的办公软件操作。

王丽也没闲着，跟着邻居学做小生意，在小区门口摆了个服装摊，风吹日晒，倒也能赚点零花钱。

周末，我们骑着二八大杠去郊区看房子，那时候商品房刚兴起，价格虽高，但比现在便宜多了。

我们看好了一套六十多平的小两居，首付需要两万块，剩下的分十年还清。

＂能行吗？＂王丽有些担心，＂两万块可不是小数目。＂

我拍拍胸脯保证：＂能行，我再多接点零活，你店里的生意也不错，咱们一起努力，肯定能凑够！＂

王丽信任地点点头，眼里满是期待和憧憬。

就这样，我们开始了疯狂＂攒钱＂计划。

我下班后去电脑公司做兼职，每晚打扫卫生，简单维护电脑，也能挣个一百来块。

王丽把服装摊扩大成了小摊位，添了些新款式，生意越来越好。

她每天早上五点就起床去批发市场拿货，晚上十点才回家，手上冻出了冻疮，脸上晒得黑黑的，却总是乐呵呵的。

两年后，我们终于凑够了首付，在一个雨夜里，拿到了人生中第一套房子的钥匙。

那天晚上，我们坐在空荡荡的新家地板上，喝着啤酒，王丽靠在我肩上，轻声说：＂老张，你记得那年冬天的事吗？＂

＂记得，＂我微笑着点头，＂那是咱们结婚后第一次吵架，也是最后一次为钱吵架。＂

＂那天晚上，我以为你不爱我了，＂王丽回忆道，眼里闪烁着泪光，＂我以为你只在乎钱，不在乎我的感受。＂

＂傻丫头，＂我揽住她的肩膀，＂我那是太自卑了，觉得自己连老婆都养不起，有什么资格当男人，当丈夫？＂

＂可你知道吗，我从来没有嫌弃过你，＂王丽真诚地说，＂即使是最苦最难的日子，我也觉得跟你在一起很幸福。＂

＂我知道，＂我亲吻她的额头，＂所以我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和王丽的生活也渐渐好起来。

我学会了电脑操作，跳槽到一家私企当技术员；王丽开了一家小服装店，生意虽不大，但也有模有样。

2000年，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小家，不大，六十多平米，但是我们自己的家。

如今回首那段紧巴巴过年的岁月，反而成了我们最珍贵的回忆。

那些争吵、眼泪和和解，筑就了我们婚姻最坚实的基础。

物质生活的贫乏，让我们看清了彼此心灵的富足；金钱上的拮据，让我们懂得了感情的珍贵。

前几天整理老照片，翻出一张1997年春节我和王丽穿着新羽绒服的合影。

照片已经泛黄，我们站在厂区的雪地上，她穿着红色羽绒服，我穿着黑色的，笑得像两个孩子。

王丽靠在我肩上，看着照片轻声说：＂老张，那年是咱们结婚后过得最紧巴的一年，却也是最难忘的一年。＂

我握住她的手，那只曾经在雪夜里紧握红包的手，如今已有了些许皱纹，却依然温暖如初。

＂是啊，因为那时候虽然没钱，但我们有爱。＂

窗外，又一个冬天悄然而至，雪花纷纷扬扬。

屋内，电暖气发出轻微的嗡嗡声，驱散了寒意，照片上年轻的我们依然微笑着，见证着时光的流逝与爱情的坚守。

我想，人生最大的财富，不是口袋里的钞票，而是身旁人的陪伴与理解。

那个冬天的一把火，温暖了我们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