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年我在苏联倒卖羽绒服，赚了一百万，回国买了十套房

1991年，我站在北京开往莫斯科的K3次国际列车上。

车窗外，是九十年代初中国北方那种独有的、灰蒙蒙的天。

我兜里揣着两千美金，这是我全部的家当，还有一颗被时代洪流搅得不知天高地厚的心。

那年我26岁，在一家半死不活的国营工厂里当技术员，一个月工资不到两百块。

我爹，一个老实巴交的钳工，指着我的鼻子骂：“你这是要把自己往火坑里推！安安稳稳的日子不过，去那乱糟糟的鬼地方做什么？”

我没回嘴。

安稳？

安稳就是看着厂长的傻儿子靠关系爬到我头上，就是每天对着一堆废铁敲敲打打，十年后，二十年后，跟我爹一个样。

我不甘心。

真的不甘心。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一个跑“倒爷”的哥们，叫大军。

他刚从莫斯科回来，穿着一身油光锃亮的皮夹克，手上戴着一块明晃晃的“劳力士”，虽然我知道那是假的。

他在酒桌上喝高了，喷着唾沫星子吹嘘：“知道吗？一件羽绒服，国内拿货八十，到莫斯科，转手就是一百美金！一百美金！”

一百美金。

当时官方汇率一比五点几，黑市更高。一件衣服，赚我两三个月的工资。

我的心，就像被扔进了一锅沸油。

“苏联那边，现在什么都缺！轻工业基本等于零，他们那帮老毛子，守着金山银山，连个像样的衣服都造不出来。”大军拍着我的肩膀，“兄弟，想发财吗？跟我走。”

我动心了。

我辞了职，瞒着我妈，只跟我爹摊了牌。

他沉默了很久，最后从床底下摸出一个布包，一层一层打开，里面是两千美金。

“这是我跟你妈攒了一辈子的钱，本来是给你娶媳妇用的。”他把钱塞到我手里，眼睛红了，“去了那边，别逞能，活着回来。”

我攥着那叠还有点温热的钞票，感觉比一辈子加起来的铁疙瘩都重。

我给我爹磕了个头。

就这样，我上了这趟改变我一生的火车。

火车要开七天七夜。

车厢里挤满了各式各样的人，大部分都跟我一样，眼神里闪烁着对财富的渴望和对未知的恐惧。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方便面、汗味和劣质香烟混合在一起的味道。

我的上铺，是个戴金丝眼镜的男人，姓赵，看上去斯斯文文，像个大学老师。

他告诉我，他在国内是教俄语的，这次是去“考察市场”。

“小兄弟，第一次去？”他递给我一根烟。

我接过来，点上，猛吸了一口，呛得直咳嗽。

“嗯，第一次。”

“带的什么货？”

“羽绒服。”

他笑了笑，镜片后面闪过一丝我看不懂的光：“羽绒服好，硬通货。不过，那边可不太平，多长个心眼。”

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火车每到一个小站，都能看到站台上提着各种包裹叫卖的苏联大妈，她们卖的是“列巴”（一种黑面包）、酸黄瓜和熏肠。

她们的眼神很复杂，有麻木，有好奇，也有掩饰不住的贫穷。

这就是那个传说中“什么都缺”的超级大国吗？

火车进入苏联境内，窗外的景色变得越来越荒凉。

大片的白桦林，一望无际的雪原，偶尔能看到几座孤零零的、涂着鲜艳颜色的小木屋。

一切都像是电影里的画面，新鲜，但又透着一股说不出的压抑。

第七天，火车终于抵达了莫斯科雅罗斯拉夫火车站。

一下车，一股寒气瞬间钻透了我单薄的夹克。

的冷。

车站广场上，人潮汹涌，但毫无秩序。

醉醺醺的酒鬼，行色匆匆的“倒爷”，还有四处游荡、眼神像鹰隼一样的警察。

我把装钱的内兜又按了按，心里有点发毛。

大军说会来接我，但我找了半天，也没看到他那标志性的皮夹克。

就在我茫然四顾的时候，一个瘦高的苏联年轻人凑了过来，用蹩脚的中文问：“朋友，换钱？美金？人民币？”

我警惕地摇了摇头。

他还不死心，像苍蝇一样跟着我。

“我的汇率，高！官方一比三十，我给你一比一百！一百！”他伸出一根手指。

一比一百！

我心脏狂跳。

我带来的两千美金，要是按这个汇率，岂不是二十万卢布？

我爹妈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

就在我犹豫的时候，旁边突然冲过来两个穿着警察制服的壮汉，一把揪住那个年轻人，对着他的肚子就是一拳。

年轻人像虾米一样弓下身子，嘴里发出痛苦的呻吟。

警察从他兜里搜出一叠花花绿绿的钞票，塞进自己口袋，然后像拖死狗一样把他拖走了。

整个过程，周围的人都视若无睹，表情麻木。

我吓出了一身冷汗。

这就是赵老师说的“不太平”？

这他妈是下马威啊。

我终于在一个角落里找到了大军。

他裹着一件厚厚的军大衣，冻得鼻涕都快流出来了，哪里还有半点在国内时的 swagger。

“你他妈怎么才来？老子快冻成冰棍了！”他一见我就抱怨。

“我……”

“行了行了，别说了，赶紧走。”他不由分说地拽着我，挤进了一辆破旧的“拉达”出租车。

车里一股浓重的汽油味。

司机是个一脸横肉的光头，放着震耳欲聋的摇滚乐，车开得像要散架一样。

“这就是莫斯科？”我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建筑，那些斯大林时代留下的雄伟楼宇，如今看起来灰暗而破败。

“欢迎来到冒险家的乐园，和胆小鬼的地狱。”大军说。

大军把我带到了一个叫“一只蚂蚁”的市场附近。

我们住的地方，是一个苏联老大妈分租出来的房间，小得可怜，只有一张床和一个小柜子。

“将就一下吧，这地方安全。”大g軍说。

放下行李，我迫不及不及待地问：“货呢？羽绒服什么时候能到？”

“别急，还在路上。从满洲里过来，要过好几道关卡，没那么快。”

“那我们现在干什么？”

“等。”

等待的日子是最难熬的。

我每天跟着大军在“一只蚂蚁”市场瞎逛。

那是一个巨大的露天市场，与其说是市场，不如说是一个巨大的棚户区。

中国人、越南人、波兰人、吉普赛人……各种肤色的人挤在一起，卖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商品。

从牛仔裤到方便面，从電子表到卫生巾，应有尽you。

交易的货币主要是美金和卢布。

卢布的贬值速度比翻书还快，今天你手里的一万卢布还能买一台电视，明天可能就只够买一根香肠。

所以，所有人都在疯狂地把卢布换成美金，或者换成实物。

我亲眼看到一个俄罗斯男人，用一辆崭新的伏尔加轿车，换了十箱中国的“红塔山”香烟。

太疯狂了。

这个国家，就像一艘正在沉没的巨轮，所有人都在抢在沉没前，捞走最后一点值钱的东西。

在这里，我第一次见识到了什么叫“丛林法则”。

没有规则，没有法律，只有最原始的交易和暴力。

市场里有“黑帮”收保护费，他们穿着统一的黑色皮衣，剃着光头，脖子上戴着粗大的金链子。

他们一来，所有摊主都得乖乖交钱。

有一个中国摊主，因为慢了一点，直接被他们掀了摊子，打得头破血流。

警察就在不远处看着，假装没看见。

我问大军：“他们不管吗？”

大军冷笑一声：“管？他们自己就是最大的黑帮。”

我的心一点一点往下沉。

我带来的那两千美金，在这里，可能连个水花都溅不起来。

半个月后，货终于到了。

不是通过正规渠道，是被人用“蚂蚁搬家”的方式，一点一点夹带过来的。

一百件羽绒服，塞在几个巨大的帆布包里，散发着一股樟脑丸和火车卧铺混合的怪味。

我和大军在那个小破屋里，把衣服一件件拿出来抖开，挂起来。

看着这满屋子的“宝贝”，我心里稍微有了点底。

“明天就开张。”大军的眼睛里放着光。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们就拉着货去了“一只蚂蚁”。

我们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找了个空地，把羽绒服挂起来。

苏联的冬天来得早，寒风刺骨。

但市场里的人却热情似火。

很快，我们的摊位前就围满了人。

“Это что?（这是什么？）”一个裹着头巾的苏联大妈摸着羽绒服的面料，好奇地问。

我一句俄语都不会，只能求助地看着大军。

大军连说带比划，唾沫横飞：“Пуховик! Китай! Хорошо!（羽绒服！中国的！好！）”

他甚至撕开一个样品的衬里，把里面的鸭绒掏出来给他们看。

“Тепло!（暖和！）”

一个高大的苏联男人，将信将疑地脱下自己那件笨重的羊皮袄，试穿了一件黑色的羽绒服。

很合身。

他活动了一下胳it膊，脸上露出惊喜的表情。

“Сколько стоит?（多少钱？）”

“One hundred dollars.”大军伸出一个手指。

男人愣了一下，似乎觉得有点贵。

他旁边的妻子拉了拉他的衣角，叽里咕噜说了一通。

男人犹豫了片刻，从怀里掏出一个 greasy 的钱包，数出十张十美元的钞票。

第一笔生意，就这么成了。

我激动得手心都在出汗。

八十块人民币的成本，卖了一百美金。

除去运费和各种“打点”的费用，利润至少翻了十倍。

简直是抢钱。

生意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好。

苏联人对这种轻便又保暖的“中国奇迹”毫无抵抗力。

他们很多人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高科技”的衣服。

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队伍排得老长。

美金、卢布，像雪片一样飞进我们的钱箱。

我负责收钱，收到手软。

一天下来，一百件羽绒服，卖得一件不剩。

我们清点了一下当天的收入，扣除所有成本，净赚了八千多美金。

八千美金！

我脑子嗡嗡作响。

在国内，我爹媽不吃不喝干一辈子，也攒不下这么多钱。

而我，只用了一天。

那天晚上，大军买了一瓶“红牌”伏特加和几根酸黄瓜。

我们在小破屋里，就着昏暗的灯光，你一杯我一杯地喝。

“兄弟，感觉怎么样？”大军的脸喝得通红。

“不真实。”我老老实实地说。

“以后你会习惯的。”他打了个酒嗝，“在这里，每天都在上演奇迹，或者悲剧。”

我看着窗外莫斯科的夜空，第一次觉得，这个冰冷的城市，似乎也没那么可怕。

有了第一桶金，我们的胆子更大了。

我们让国内的联系人，又发了五百件货过来。

这一次，我们不再满足于在“一只蚂蚁”摆地摊。

大军通过一个“朋友”的关系，在市中心一个叫“古姆”的国营百货商店里，租下了一个小小的柜台。

“古姆”百货，那可是苏联的脸面，地位相当于北京的王府井百货。

能在里面卖东西，本身就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当然，租金也高得吓人。

而且，我们卖的还是“资本主义的毒草”。

柜台经理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叫斯维特拉娜，我们都叫她“拉娜”。

她身材臃肿，脸上总是涂着厚厚的粉，表情严肃，像个克格勃。

一开始，她对我们爱答不理，眼神里充满了鄙夷。

大军每次去见她，都得提着两条“万宝路”香烟，或者一瓶“轩尼诗”白兰地。

这些东西，在当时的莫斯科，比美金还好用。

慢慢地，拉娜的脸上才有了点笑容。

她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许我们在她的地盘上“胡作非为”。

在“古姆”开张的第一天，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苏联人从没在自己的国家级商店里，见过来自中国的私人商贩。

我们的羽绒服，挂在一众傻大黑粗的苏联国产服装中间，显得格外时尚、轻盈。

价格虽然昂贵，但依然阻挡不了人们的热情。

顾客里甚至还有一些政府官员和军队的军官。

他们通常会派自己的司机或者情妇来买，一次买好几件。

钱，像潮水一样涌来。

我每天晚上数钱，数到手指抽筋。

我们很快就搬出了那个老大妈的房子，租下了一个两室一厅的公寓。

有了热水，有了暖气，有了柔软的沙发。

我躺在沙发上，感觉自己像在做梦。

几个月前，我还是那个在车间里吃粉尘的穷小子。

现在，我成了“百万富翁”。

虽然是卢布计算的。

但那种感觉，依然让我飘飘然。

我开始学着大军的样子，穿皮夹克，戴金表，出入一些高档的餐厅和酒吧。

我学会了喝伏特ga，学会了跟俄罗斯美女搭讪。

我的俄语，就是在酒吧里跟姑娘们练出来的。

其中有一个女孩，叫娜塔莎。

她是个大学生，在酒吧里当服务生赚学费。

她有一头金色的长发，蓝色的眼睛像贝加尔湖的湖水一样清澈。

她不像别的女孩那样热情奔放，总是带着一丝忧郁的气质。

我第一眼就喜欢上她了。

我每天都去她工作的酒吧，点最贵的酒，给她最多的小费。

一开始，她对我保持着距离。

她知道我是中国人，是“倒爷”，在她眼里，我们这类人，大概跟投机倒把的骗子差不多。

我不在乎。

我用最笨拙，也最直接的方式追求她。

我给她买当时最时髦的法国香水，意大利皮靴。

我带她去莫斯科大剧院看《天鹅湖》。

我开着我们新买的二手“奔驰”，带她去郊外的别墅区兜风。

那些地方，她以前只在电影里见过。

终于，在一个下着大雪的夜晚，我送她回学校。

在宿舍楼下，她踮起脚尖，轻轻地吻了我一下。

那个吻，带着雪花的冰凉和伏特加的炽热。

我知道，我彻底沦陷了。

我和娜塔莎同居了。

她搬进了我们的公寓。

那段日子，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事业上，我们的生意越做越大，羽绒服的款式越来越多，甚至开始有了自己的“品牌”。

大军负责对外，打通各种关节，我负责对内，管理财务和销售。

我们配合得天衣无缝。

感情上，娜塔莎给了我从未有过的温暖。

她会给我做罗宋汤和布林饼，会教我读普希金的诗。

她会依偎在我怀里，听我讲中国的故事。

我甚至觉得，等我赚够了钱，就跟她结婚，在这里定居下来。

然而，我忘了大军说的那句话。

在这里，每天都在上演奇迹，或者悲剧。

我们的好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

我们的成功，引起了别人的嫉妒。

首先是“一只蚂蚁”市场的那些中国同胞。

他们看我们从地摊货变成了“专柜正品”，眼红得不行。

开始有人模仿我们，也去搞羽绒服。

市场上一下子冒出来十几个牌子，价格战打得一塌糊糊。

但这些，我们还能应付。

真正致命的威胁，来自“黑”。

一天晚上，我和大军从餐厅出来，被四个穿着黑色皮衣的壮汉堵在了巷子里。

为首的是个独眼龙，脸上有一道长长的刀疤，看起来猙獰可怖。

“你们就是那两个卖中国夹克的？”独眼龙用生硬的俄语问。

大军还想嘴硬，被我拉住了。

我点点头。

“很好。”独ube龙拍了拍我的脸，力气很大，拍得我脸生疼，“听说你们发财了。按照规矩，是不是该表示表示？”

我心里一沉。

该来的，还是来了。

“我们……我们只是小本生意。”我说。

“小本生意？”独眼龙冷笑一声，从怀里掏出一把短刀，在我面前比划着，“我这把刀，可是认钱不认人。”

大军吓得脸都白了。

我强作镇定：“您开个价。”

“很简单。”独眼龍伸出五个手指，“你们每个月利润的一半。”

一半？

这他妈不是要我们的命吗？

“太多了。”我咬着牙说。

“多？”独眼龍的刀尖抵在了我的喉咙上，“你再说一遍？”

冰冷的刀锋，让我浑身的血液都凝固了。

我能闻到他身上浓烈的酒气和血腥味。

我知道，他不是在开玩笑。

“好，我们给。”我从牙缝里挤出这几个字。

独眼龍满意地笑了。

“聪明人。”他收起刀，“记住，每个月一号，我会派人来取。如果让我知道你们耍花招……”

他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

那天晚上，我跟大军一夜没睡。

“怎么办？”大军六神无主，“这他妈是抢劫！”

“不然呢？”我抽着烟，烟雾缭셔绕，“你还想跟他们讲道理？”

“难道就这么算了？辛辛苦苦赚的钱，凭什么分给他们一半？”

“不给，我们连命都保不住。”

那一刻，我之前所有的飘飘然，所有的成就感，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终于明白，我们在这里，不过是两只待宰的羔羊。

我们赚的钱再多，没有力量的保护，也只是一串随时会被清零的数字。

我们开始给独眼龙交“保护费”。

每个月，我们一半的利润，都要装在一个黑色的皮箱里，交给一个从不说话的冷面杀手。

心疼，但没办法。

破财消灾。

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

独眼龙的胃口越来越大。

他不仅要钱，还开始要货。

他会直接派人到我们的柜台，像拿自家东西一样，拿走几十件羽絨服。

不给钱，连个招呼都不打。

拉娜看在眼里，但她也不敢说什么。

她只是提醒我们：“这些人，是‘战斧’的人，莫斯科最大的黑帮。你们惹不起。”

“战斧”。

我把这个名字记在了心里。

我开始失眠。

每天晚上，我都会做噩梦，梦到独眼龙那只狰狞的眼睛。

娜塔莎感觉到了我的不对劲。

“亲爱的，你最近怎么了？”她抱着我，轻声问。

我不想让她担心，只能强颜欢笑：“没事，生意上的一些小问题。”

她看着我的眼睛：“你骗我。你的眼睛里，全是恐惧。”

我再也忍不住，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她。

她听完，沉默了很久。

“我们报警吧。”她说。

“报警？”我苦笑，“你忘了火车站那一幕了吗？警察跟他们就是一伙的。”

“那怎么办？就这么让他们一直欺负我们？”

“我也不知道。”

我第一次感到如此无助。

金钱，在这个混乱的国度里，并不能带来安全感。

反而，它像一块流着血的肉，引来了无数贪婪的鲨鱼。

就在我们焦头烂额的时候，一件更大的事情发生了。

1991年8月19日。

我一辈子都忘不了这一天。

早上，我被窗外坦克驶过的轰鸣声惊醒。

我打开电视，所有频道都在播放《天鹅湖》。

那熟悉的旋律，此刻听起来却充满了不祥的预兆。

广播里，一个冷漠的声音宣布，鉴于总统戈尔巴乔夫“因健康原因”无法履行总统职务，国家权力由“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接管。

政变！

我脑子里“轰”的一声。

整个莫斯科都乱了。

街上到处是坦克和装甲车。

支持“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军队和反对政变的民众，在“白宫”（俄罗斯议会大厦）前对峙。

枪声，呐喊声，响成一片。

商店关门，银行停业。

卢布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一堆废纸。

我们存在银行里的几千万卢布，瞬间成了泡影。

我跟大军彻底傻了。

我们所有的现金，几乎全都换成了卢bu，因为当时卢布的利息高得吓人。

我们以为自己很聪明，结果，被时代狠狠地耍了一道。

“完了。”大軍一屁股坐在地上，面如死灰，“全完了。”

我也感觉天旋地转。

我们辛辛苦苦，冒着生命危险赚来的钱，就这么没了？

公寓的门被敲响了。

是拉娜。

她脸色惨白，气喘吁吁：“快！快跑！‘战斧’的人疯了，他们现在到处抢劫！尤其是抢你们这些外国人！”

我的心猛地一沉。

果然，怕什么来什么。

“跑？往哪跑？”大军绝望地问。

“离开莫斯科！越远越好！”拉娜说，“我有个亲戚在圣彼得堡，你们可以去他那里躲一躲。”

“那我们的货呢？”我急了。

我们在仓库里，还有将近一千件羽绒服，那是我们最后的翻本希望。

“都什么时候了，还管什么货！命重要！”拉娜吼道。

就在这时，楼下传来了嘈杂的脚步声和叫骂声。

是“战斧”的人！

他们来了！

“快！从后面走！”拉娜指着厨房的窗户。

那是一个通向后巷的小窗。

我拉着还没反应过来的大军，和娜塔莎一起，从窗户爬了出去。

我们刚跳到地上，公寓的门就被“哐”的一声撞开了。

我回头看了一眼，看到了独眼龙那张猙獰的脸。

我们头也不回地在后巷里狂奔。

身后，是“战斧”成员的叫骂声和追赶的脚步声。

子弹，就在我们耳边“嗖嗖”飞过。

我这辈子都没跑得这么快过。

肺都要炸了。

我们一路跑到火车站。

整个车站，比我们刚来时还要混乱一百倍。

所有人都想逃离这个是非之地。

去圣彼得堡的火车票，早就卖光了。

黄牛票的价格，炒到了天上。

我们把身上剩下的一点美金都掏了出来，才勉强买到了三张站票。

火车上，挤得像沙丁鱼罐头。

空气中充满了恐慌和绝望。

我紧紧地抱着娜塔莎，她的身体在瑟瑟发抖。

我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莫斯科，心里五味杂陈。

几个月前，我怀着发财的梦想来到这里。

现在，我却像个丧家之犬一样逃离。

我賺到了一百萬，但那是盧布。

現在，它們只是一堆廢紙。

我的发财梦，碎了。

火车在圣彼得堡停下。

拉娜的亲戚，一个叫瓦西里的铁路工人，在车站接了我们。

他把我们带到他郊外的家里。

那是一栋破旧的小木屋，但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天堂了。

“先在这里住下吧，等风声过了再说。”瓦西里是个沉默寡言的男人，但很善良。

我们暂时安全了。

但是，我们的心，却一天都安不下来。

每天，我们都通过一台老掉牙的黑白电视，关注着莫斯科的局势。

政变只持续了三天，就以失败告终。

戈尔巴乔夫回来了。

但是，这个国家，已经回不去了。

苏联的解体，进入了倒计时。

我们的钱没了，货也没了。

大军彻底蔫了，整天唉声叹气，借酒浇愁。

“我们回去吧。”他对我说，“这里没希望了。”

回去？

我怎么回去？

我没脸回去。

我答应过我爹，要活着回去，还要衣錦還鄉。

現在的我，比來的時候還窮。

我不甘心！

“我不走。”我对大軍说，“我不能就这么灰溜溜地回去。”

“不走？不走你还想干嘛？我们现在一无所有！”

“我们还有脑子，还有手！”我指着自己的脑袋，“只要人还在，就能从头再来！”

“从头再来？说得轻巧！我们拿什么从头再来？”

“我想回莫斯科。”

大军像看疯子一样看着我：“你疯了？回去送死吗？”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我说，“而且，我们的货还在那里。那是我们最后的本钱。”

“货？货早他妈被抢光了！”

“不一定。”我摇摇头，“‘战斧’的人抢东西，是为了钱。羽绒服对他们来说，不如现金和黄金有吸引力。他们可能只是把仓库占了，货不一定动。”

这是一个赌博。

赌赢了，我们还有一线生机。

赌输了，我可能就真的回不去了。

大军犹豫了。

我知道他害怕。

我也害怕。

但是，我已经没有退路了。

“你留在这里。”我对他说，“如果我一个月没回来，你就自己想办法回国。”

“那你呢？”

“我要回去，把属于我们的东西，拿回来。”

娜塔莎拉住了我的手。

“我跟你一起去。”她的眼神很坚定。

“不行，太危险了。”

“你一个人去，更危险。”她说，“我是本地人，很多事情，比你方便。”

我看着她，心里一暖。

在这个陌生的国度，我并不是一无所有。

我还有她。

最终，大军被我说服了，他决定留守圣彼得堡，负责接应。

我和娜塔莎，踏上了返回莫斯科的火车。

这一次，我的心情，比来时更加沉重。

重返莫斯科，街上的气氛依然紧张。

虽然政变结束了，但混乱的秩序并没有恢复。

我和娜塔莎不敢回原来的公寓，找了一个极其隐蔽的地下室住了下来。

白天，我像个幽灵一样，在我们的仓库附近侦察。

仓库的大门上，多了一把巨大的锁，门口有两个“战斧”的小混混在站岗。

情况比我想象的要好。

他们确实只是占了地方，没有把货搬走。

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把货拿出来？

硬抢，肯定不行，那是找死。

报警，更是天方夜谭。

我冥思苦想了好几天，都没有头绪。

一天晚上，娜塔莎对我说：“我或许可以试试。”

“你？”

“我认识一个人，他或许能帮上忙。”

“谁？”

“我哥哥，伊万。”

我从没听她提起过她还有个哥哥。

“他在哪里？”

“他在……克格勃工作。”

克格勃！

这个词，让我倒吸一口凉气。

那不是苏联最神秘、最强大的情报机构吗？

“你确定？”

娜塔莎点点头：“他不是什么大人物，只是个外圍人員。但也许，他有办法。”

第二天，娜塔莎带我去见了伊万。

见面的地点，是在一个很普通的咖啡馆。

伊万看起来一点也不像克格勃。

他穿着一件旧夹克，身材微胖，戴着眼镜，看起来像个 nerd。

娜塔莎跟他用俄语快速地交谈着。

我一句也听不懂，只能紧张地看着伊万的表情。

伊万听完，看了我一眼，眼神很锐利，仿佛能看穿我的内心。

“你就是那个中国人？”他用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语调问。

我点点头。

“你想让我帮你对付‘战斧’？”

“我只是想拿回我自己的东西。”

伊万笑了，笑得很冷：“你的东西？在这个国家，没有什么是你‘自己的’，除非你有能力保护它。”

他的话，像一把刀子，扎在我心上。

“但是……”娜塔莎想替我说话。

伊万摆了擺手，打断了她。

“我可以帮你。”他突然说。

我愣住了。

“为什么？”

“因为娜塔莎。”他看了一眼自己的妹妹，眼神里闪过一丝温柔，“而且，我也很讨厌‘战斧’那帮。他们把这个国家搞得乌烟瘴气。”

“你需要我做什么？”我知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你那批货，卖掉之后，利润我要三成。”

“成交。”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别说三成，就算五成，我也认了。

只要能把货拿回来。

“还有。”伊万补充道，“你们的交易，必须用美金结算。卢布，马上就要变成废纸了。”

我点点头。

这一点，我早就意识到了。

“什么时候动手？”

“后天晚上。”伊万说，“后天，是‘战斧’老大独眼龙的生日，他们大部分人都会去给他庆祝。那是防守最松懈的时候。”

我的心，又提到了嗓子眼。

我们要在克格勃的帮助下，去抢黑帮的仓库。

这听起来，像一部好莱坞电影。

而我，是那个不知死活的主角。

接下来的两天，我度日如年。

伊万给了我一把马卡洛夫手枪。

我这辈子，第一次摸到真枪。

那冰冷的金属质感，让我感到一阵眩晕。

“会用吗？”伊van问。

我摇摇头。

他很简单地教了我怎么上膛，怎么开保险。

“记住，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他说，“枪一响，事情就闹大了。”

我把枪揣在怀里，感觉像是揣着一个随时会爆炸的炸弹。

行动的那个晚上，下着小雨。

莫斯科的夜晚，冷得像冰窖。

伊万开着一辆黑色的伏尔加，载着我和另外两个他的同事。

那两个同事，从头到尾一句话都没说，表情冷峻，身上散发着一股生人勿近的气息。

我确定，他们是真正的克格勃。

车停在了仓库附近的一个黑暗角落。

“你们在这里等着。”伊万对我们说，“我先去解决门口那两个。”

他下了车，像一只猫一样，悄无声息地融入了夜色中。

我坐在车里，心脏“怦怦”狂跳。

我能听到自己牙齿打颤的声音。

大约过了十分钟，伊万回来了。

“搞定了。”他说得云淡风轻。

我们下了车，跟着他来到仓库门口。

门口那两个小混混，已经瘫倒在地上，不省人事。

伊万用一根铁丝，很轻松地就捅开了那把大锁。

仓库的门，“吱呀”一声打开了。

一股熟悉的、羽绒服特有的味道扑面而来。

我看到了。

我们的货，一包一包，整整齐齐地码放在那里。

一件都不少！

我激动得差点叫出声来。

“别高兴得太早。”伊van冷静地说，“我们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必须在他们换岗之前，把货全部运走。”

他带来了一辆大卡车，就停在后巷。

我们四个人，开始疯狂地搬运。

那些曾经像金子一样宝贵的帆布包，此刻重得像石头。

我使出了吃奶的力气。

汗水，湿透了我的内衣。

就在我们把最后一包货搬上车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一辆“拉达”车， screeching 地停在了仓库门口。

车上下来三个人。

为首的，赫然就是独眼龙！

他妈的！

他怎么会在这里？

他不是应该在过生日吗？

独眼龙也看到了我们，和他身后那辆装满货物的大卡车。

他先是一愣，随即明白了过来。

“操你们妈的！”他怒吼一声，从怀里掏出了一把枪。

伊万的反应比他更快。

他一把将我推到卡车后面，同时举起了自己的枪。

“砰！”

枪声，在寂静的夜晚，显得格外刺耳。

独眼龙的手下，应声倒地了一个。

战斗，就这么毫无预兆地打响了。

对方有三个人，三把枪。

我们这边，伊wan和他的两个同事，也都是神枪手。

一时间，仓库门口，枪声大作，火光四溅。

我躲在卡车后面，吓得魂飞魄散。

我这辈子，只在电影里见过这种场面。

子弹打在车身上，“当当”作响。

我抱着头，感觉自己随时都可能被一颗流弹打死。

我甚至忘了自己怀里也有一把枪。

“掩护我！”伊wan对我喊道。

我探出头，胡乱地朝着对方开了一枪。

我不知道打中了没有，巨大的后坐力，震得我手臂发麻。

但这一枪，似乎起到了作用。

对方的火力，瞬间弱了一下。

伊万趁着这个间隙，一个翻滚，躲到了另一边的掩体后面，和他的同事形成了交叉火力。

独眼龍被我们压制住了。

他剩下的那个手下，见势不妙，扔下枪，轉身就跑。

现在，只剩下独眼龍一个人了。

他躲在一个水泥柱子后面，不敢露头。

“出来！你这个 KGB 的走狗！”他疯狂地叫骂着。

伊van不理他，只是冷静地更换着弹夹。

对峙，持续了大约五分钟。

远处，传来了警笛声。

独眼龍知道，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他朝着我们这边疯狂地扫射了一梭子，然后转身钻进了他的“拉da”车，发动汽车，想要逃跑。

“想跑？”

伊万冷笑一声，举起枪，瞄准了“拉达”车的轮胎。

“砰！”

一声巨响。

“拉达”车的一个后轮爆了。

车子失去了控制，歪歪扭扭地撞在了墙上。

独眼龍从变形的车里爬了出来，头上流着血，看起来狼狈不堪。

他看着我们，眼神里充满了怨毒。

他举起枪，想做最后一搏。

但伊van的子弹，比他更快。

“砰！”

独眼龙的身体，猛地一震。

他低头看了看自己胸口那个不断扩大的血洞，眼神里的光芒，迅速黯淡下去。

他“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

一切，都结束了。

警笛声越来越近。

“我们走！”

伊万拉着还在发呆的我，跳上了卡车。

卡车发动，消失在莫斯科的夜色中。

我坐在颠簸的车厢里，看着脚下那具逐渐变小的尸体，胃里一阵翻江倒海。

我杀人了。

不，是伊万杀人了。

但那又有什么区别？

我吐了。

把这几个月所有的委屈、恐惧、兴奋，全都吐了出来。

娜塔ša递给我一瓶水。

“都过去了。”她抱着我，轻声说。

我看着她，这个在枪战中，一直默默跟在我身边，没有发出一声尖叫的女孩。

我紧紧地抱住了她。

我知道，我的命运，已经和这个国家，和这个女孩，紧紧地绑在了一起。

伊万把我们带到了一个新的安全屋。

“你们暂时住在这里，哪里都不要去。”他扔给我一个新的假护照，“这个你拿着，以防万一。”

“谢谢。”我由衷地说。

“不用谢我。”他看着娜塔莎，“我只是在保护我的家人。”

他顿了顿，又对我说：“货，我会尽快帮你们处理掉。但价格，可能不会太好。现在所有人都想把卢布换成美金，美金才是王道。”

“我明白。”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跟娜塔莎就像坐牢一样，待在那个小小的安全屋里。

大军从圣彼得堡打来电话，焦急地询问情况。

我告诉他，我们安全了，货也拿回来了。

电话那头，我听到了他如释重负的哭声。

一个星期后，伊万来了。

他带来了一个黑色的旅行箱。

“都在这里了。”他把箱子打开。

里面，是满满一箱美金。

绿油油的，晃得我眼花。

“一共是十二万美金。”伊万说，“我拿走了我那三成，剩下的是你们的。”

十二万美金！

我跟大军，两个人，辛辛苦苦干了半年，冒着生命危险，最后分到手的，是十二万美金。

我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该悲伤。

“接下來你们有什么打算？”伊万问。

我沉默了。

我不知道。

回国？

还是留下来？

“我建议你们尽快离开。”伊万说，“‘战斧’不会就这么算了的。独眼龙虽然死了，但他们很快就会有新的老大。这个国家，马上就要彻底乱了。留在这里，对你们没有好处。”

我看着娜塔莎。

“你跟我一起走吗？”我问她。

她摇摇头。

“我的家在这里。”她说，“我哥哥也在这里。”

我的心，像被针扎了一下。

“那我留下来。”我说。

“不。”她抚摸着我的脸，“你必须走。这里不属于你。你应该回到你自己的国家去。”

“那你怎么办？”

“我会等局势稳定了，就去中国找你。”

我知道，这只是安慰我的话。

这一别，可能就是一生。

但是，我别无选择。

伊万说得对，我必须离开。

我把一半的钱，六万美金，留给了娜塔莎。

她不要。

“这是你用命换来的钱。”

“没有你，我早就没命了。”我把钱硬塞到她手里，“拿着，好好生活。如果……如果有可能，来中国找我。”

她抱着我，哭了。

我最后一次吻了她。

然后，转身离开。

我怕我再多看她一眼，就走不了了。

我跟大军在机场汇合。

他看到我，像看到了亲人一样，抱着我痛哭流涕。

我们买了最早一班飞往北京的机票。

坐在飞机上，看着窗外这片我曾经爱过、恨过、奋斗过的土地，我的心里，空荡荡的。

我赚到了一笔巨款。

但我失去的，似乎更多。

1991年底，我回到了北京。

身上揣着六万美金。

在那个年代，这是一笔天文数字。

我没有立刻回家。

我怕我爹媽受不了这个刺激。

我在北京找了个小旅馆住下。

大军分了钱，就回他老家东北了。

他说他再也不折腾了，要回家娶媳妇，好好过日子。

我一个人，每天在北京的大街上闲逛。

看着熟悉的黑头发、黄皮肤，听着亲切的乡音，我却感觉自己像个外星人。

我在莫斯科的经历，就像一场光怪陆离的梦。

梦醒了，我却不知道自己身在何處。

我给娜塔ša写信，但从来没有收到过回信。

我知道，我们之间，结束了。

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

那个曾经让整个世界为之顫抖的红色帝国，轰然倒塌。

我看着电视新聞里，克里姆林宮上空那面镰刀斧头旗缓缓降下的画面，心里说不出的滋味。

我曾经是那个历史事件的亲历者，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见证者。

我的人生，已经被那个时代，烙上了深深的印记。

春节的时候，我回了家。

我没说我赚了多少钱，只说在外面发了点小财。

我给了我爹妈一万美金。

他们吓坏了，以为我抢了银行。

我解释了半天，他们才半信半疑地收下。

我爹，那个一辈子没对我笑过的男人，那天喝醉了，拉着我的手，一遍遍地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过完年，我回到了北京。

我开始思考，这笔钱，该怎么用。

存银行？利息太低，而且我见识过卢布是怎么变成废纸的，我对银行有种天然的不信任。

做生意？我不想再过那种提心吊胆的日子了。

那段时间，北京的房地产市场，刚刚开始萌芽。

房价便宜得惊人。

二环边上的一个新楼盘，一平米才一千多块人民币。

我鬼使神差地，把所有的钱，都换成了人民币，然后，一口气，买了十套房。

所有人都觉得我疯了。

“你买那么多房子干什么？能当饭吃吗？”

“这玩意儿，以后肯定要跌！”

我谁也没听。

我只是隐隐约BE觉得，房子，土地，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比银行里的数字，更让人安心。

后来的故事，你们都知道了。

北京的房价，就像坐了火箭一样，一路飙升。

我当年一千多一平买的房子，二十年后，涨到了一平十万。

我什么都没干，就成了别人眼中的“成功人士”。

我开公司，做投资，錢越賺越多。

我结了婚，有了孩子。

生活安逸，富足。

但我知道，我内心深處，始终有一塊地方，是空的。

我常常会做梦，梦回1991年的莫斯科。

梦到“一只蚂蚁”市場的喧囂，梦到“战斧”冰冷的刀锋，梦到伊萬沉着冷静的眼神。

还有，娜塔莎那双像贝加尔湖一样清澈的眼睛。

我后来，也曾托人去俄罗斯打听过她的消息。

但杳無音信。

就像一滴水，消失在了历史的洪流里。

有时候，我坐在我那價值幾千萬的江景豪宅里，喝着上万一瓶的红酒，我会问自己，我后悔吗？

如果时间可以倒流，我还会选择登上那趟开往莫斯科的K3次列车吗？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那一年，我26岁。

我用我的青春，我的热血，我的恐惧，我的爱情，去赌了一场未知的命运。

我赢了。

但我也永遠地失去了那个，在1991年的大雪中，奋不顾身爱上一个中国穷小子的，叫娜塔莎的女孩。